从本章开始听随着环保整改的最后期限日益逼近,欧阳伟民所推动的蓝天碧水保卫战遭遇的阻力正以更隐蔽、更尖锐的方式席卷而来。一名原本负责协调街道整改进度的干部,突然在周五下班前毫无征兆地向区纪委递交了举报信,直指欧阳伟民“利用分管环保的职权,收受某环保设备商的现金贿赂”——尽管信中没有附上任何转账记录、证人证言等实质性证据,但按照纪检程序,区纪委还是启动了初步核查,这让原本就紧张的整改氛围更添了一层阴霾。
几乎就在同一时间,欧阳伟民妻子所在的区教育研究院(一家区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),也被区审计局以“年度财务常规核查”的名义突然登门,审计人员翻遍了近三年的账目,连报销的办公用品清单都逐一核对,原本平顺的工作节奏被彻底打乱,妻子打电话时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委屈:“明明我们单位的财务一直很规范,怎么突然就来这么多人?”更让家人揪心的是,儿子就读的区实验中学周一早上接到了匿名电话,对方用变声软件说:“告诉欧阳伟民,要是再敢逼企业停产,就让他儿子放学路上小心点。”学校立即加强了校门口的安保,还安排了老师护送儿子到校门口,但妻子还是整夜开着灯睡不着,反复念叨:“要是儿子有个万一,我可怎么办?”
比这些更棘手的,是来自体制内的“软对抗”。区政协一位长期关注民营经济发展的常委,联合了区内八位企业家(其中包括两家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老板),共同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《关于暂缓执行“一刀切”环保政策的建议》。文中措辞激烈,声称“当前的环保整改标准过于严苛,导致我区12家企业被迫停产整改,3家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,近千名工人可能失业”,还强调“稳定是发展的前提,不能为了追求‘蓝天指数’而牺牲企业的生存权”。这份建议很快被市政府转至区委,区委常委会上,有几位领导委婉地提出:“是不是应该适当调整整改节奏,避免引发企业的集体不满?”
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,区委书记终于坐不住了。周三下午,他把欧阳伟民请到办公室,关上门语重心长地说:“伟民啊,我知道你想把环保工作做好,但当前全区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。企业有意见,群众有情绪,纪检那边还有核查,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,有没有更稳妥的方式推进整改?”最后,他加重语气强调:“稳定压倒一切,这是底线。”
走出区委办公楼时,天已经黑了。欧阳伟民没有回家,而是直接回到了环保局的办公室。他翻开笔记本,上面记着近一个月来收集的资料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的相关条款、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PM2.5浓度监测数据、社区居民关于“希望孩子能多呼吸新鲜空气”的留言(有二十多封是手写的,字迹里带着老人的颤抖和孩子的稚嫩)。他连夜撰写了《关于坚决打赢蓝天碧水保卫战的请示》,文中不仅引用了法律依据,还附上了专家团队对整改效果的评估报告(数据显示,整改以来我区空气质量优良率提升了15个百分点),以及12345热线收到的市民好评(近两周有37条留言称赞“空气变好了”)。写完最后一个字时,窗外已经泛起了鱼肚白,他把请示装进信封,在封面写下“呈市委李书记亲启”,然后拨通了市委办公厅的电话,请他们帮忙转交给李书记。
与此同时,他也悄悄做了两件事:一是联系了区公安分局的分管副局长,请他安排便衣民警在家人上下学、上下班的路上暗中保护;二是让办公室主任通知全区环保系统的干部,从周四开始,所有班子成员都要下沉到整改一线,每天早上8点到企业现场督查,晚上6点召开例会汇报进度。周五早上,欧阳伟民像往常一样,7点半就出现在了某钢铁企业的整改现场,戴着安全帽查看脱硫设备的运行情况,旁边的企业老板试探着说:“欧阳局长,您看能不能给我们多留几天期限?”他指着监测仪器上的数值说:“老张,不是我不给你留时间,而是这台设备的排放浓度还没达标——你看,这是昨天的监测数据,超标了12%。要是现在让你恢复生产,不仅违反环保法,万一出了问题,你我都担不起责任。”老板叹了口气,转身对工人说:“继续整改,今晚加个班。”
风里飘着淡淡的桂花香,欧阳伟民望着远处的烟囱(已经不再冒黑烟了),摸了摸口袋里的请示稿,心里突然变得坚定起来——他知道,这场“蓝天保卫战”不是那么好打的,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,就必须走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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